记忆里的那些老课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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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导读】回想学生时代拿到新课本的时候，总是摸着滑溜溜的封皮仔细端详一番。若是哪个图案喜欢，就会把它摆在所有书的最上面。那些年用过的课本可谓数不胜数，每个课本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时代烙印。
你还记得那些年我们一起用过的课本吗？
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
五六十年代的语文课本
70年代的语文课本
00年以后的语文课本
一个年代的课本，散发着一个年代的味道。上面这些课本里，也许有你用过的，也许有的离的比较远，但如果你认为这是全部那可就错了。课本的演变可谓经历了漫长的过程，小南今天带你走一回最炫怀旧风。
1904年
这本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第四册出版于清末甲辰年，即1904年。1905年清廷在各方吁求下，决定废除科举。诵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及 “四书五经”的私塾模式一夜老去，“学得文武艺，货与帝王家”的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度走到了尽头。此套教科书是张元济、高梦旦、蒋维乔、庄俞在商务印书馆最早的一批教科书，影响至远。
这套书出版两三年后，有一位福建的小姑娘读到了。许多年后她回忆道：“我启蒙的第一本书，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本《最新国文教科书》第一册。”她就是后来因作品《繁星》《春水》《寄小读者》出名的作家冰心。
1905年9月2日，清政府下令停止科举考试，中国沿用千余年的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，寿终正寝。图为科举时代的南京考棚。
1906年张之洞兴办两湖师范学堂附属小学。
1912年
此册初版于辛亥革命后八个月,早前几个月的1911年6月中央教育会上，清廷学部还欲借奖励和考试来操纵学校青年，遭到倡导军国民教育的人民代表反对。半年后民国成立，现代教育随之奠基。1912年1月19日中国有了第一个学校课程标准，确立男女同校、小学废除读经和废止奖励出身等十四条。
1919年，陈独秀在《新青年》上大力鼓吹德先生（民主）和赛先生（科学）。胡适说，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。陈独秀（左）胡适（右）二人的主张对民国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1914年8月15日，清华学校首批选派留美学生在上海登上“中国”号客轮出洋。
1923年
“五四”前后，文字的改革波澜壮阔。在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复、朱希祖、周作人、马裕藻等的实验推助下，1920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《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》以及“推行国语以消除文、言分歧”的建议。标点符号共十二种，并规定“每段开端，必须低两格”。
星星点点的标点符号播撒于文字旷野，纵横有序，景观分明，让小学生再无断句之愁；言文一致，白话文学，心口和谐，自然表达，让纸语人言、文坛世俗有了对接。
《新学制国语教科书》第四册第一课《静听》主题：哥讲故事，妹妹和玩具都听呆了。
1937年
中国近现代教科书与日本渊源深矣。商务出版人高梦旦，曾东渡日本考察，深知日本兴盛之本在教育，教育之本在小学，小学之本在课本。归国后得遇张元济，一拍即合筹划小学教科书，并请日本人长尾、小谷协助及日资入股。后来为抵御外资洋纸入侵出版业，商务于1914年清退了日资。商务的救国雪耻、民族气概，一直溢于课本。
日本的侵略打乱了中国教科书的健康成长，原集中于上海的各出版社纷纷迁至后方，资金人力匮乏，纸张短缺，难再编纂新的教科书，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推行“国定本”的条件，罩下政府垄断课本话语权的阴影，教科书一时统一由国立编译馆编纂，各出版社认领印刷、发行。
1930年代，上海，招收中等阶级子女的小学
1932年，被日军炸毁之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全景
1940年
国难当头，孩子们低头翻看的第一课却是《春风》。亡国奴原本没有春秋。不是先生的错，更不是孩子的错。此册《初小国语》四册（缺封面），初版于1940年8月，上海华中印书局印发。沦陷区的课文偏中性，不讲现实、社会、家国，看似有些不咸不淡、云白风清的文字，不反日也不捧日。
风暴旋涡中的1940年的上海，日本人操控发行的伪币五角四分可买下这一册课本。被阉割的国文，难以用母语直截了当地表达愤懑和忧伤。当一本书被隐晦或割裂了真相，这朝代的某个角落，一定会有打造这个朝代棺木的沉闷声响。
1950年
解放了，很多书店一统为新华书店了，民办和私立教育渐被取消了，社会办学的传统中断了，教育由国家垄断和包办了。语文课本出版也渐归入一个出口，好管理，易宣传，说一不二，一大二公。
50年代“一边倒”的苏式教育体制，不断强化教育的政治属性。知识分子渐成被改造的对象。这一册第一课《检查卫生》很是斩钉截铁，颇得延安整风的精神，针对性地批评几种。但不点名，收敲山震虎之效，因为手和脖子脏是个模糊概念，可达人人自危又自省之效果。比较起民国课文里讲卫生的谆谆劝导，这掌权的小小卫生股长，在纸上铿锵有力。
1953年，新中国设立救济总会，洋人和资本家手中的广州圣婴育婴园被接管。
1961年
封面是胖乎乎粉嘟嘟的孩子们在拔河。其时正值三年“自然灾害”末期，乡下饿死的、浮肿的人很多（如今正式出版的史料已不讳言，可见社会进步）。当然，没必要让孩子们承担那么多，只是不画这么剧烈的消耗热量的封面会不会省些粮、更贴近些现实？
这册第一课《在延安中央医院》，说的是毛主席去看患病的关向应，护士看到了领袖的和蔼可亲可敬。第二、三、四课也都是歌颂毛主席的，第五课是列宁。四十篇课文里有二十三篇讲革命故事和政治道理。
1966年8月，全国学校教学瘫痪。黑龙江偏远地区的红卫兵徒步串联到哈尔滨，连夜在新华书店购买《毛泽东选集》。
1970年
这一册的封面是红小兵、地球和太阳。这里的太阳是伟大领袖，和清末第四册第一课的太阳不是一个太阳。自1966年“文革”从天而降，领袖崇拜、英雄事迹、阶级仇恨全面覆盖教科书，正如社会上全面奉行无产阶级专政。
1970年，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流到了中段，历经了“炮打司令部”、批斗“地富反坏右”、百万学生“大串联”、同样誓死捍卫毛主席的两派往死里武斗，然后是“批林批孔”“上山下乡”。那时中学生都入“红卫兵”，小学生都入“红小兵”，豪言壮语都入中小学课本，毛主席是红司令。
1974年，广东顺德，江义大队老贫农向青少年讲村史和阶级斗争。
1974年，广东新会，创新小学五年级红小兵刷大字报“批林批孔”。
1979年
“四人帮”倒了，高考恢复了，科学大会开了，用运动整人、写大字报、打小报告不时兴了，到处都在平反、改正、恢复。这一册的特色是部队宣传部门专为部队子弟所编选，三十一篇课文中二十四篇仍饱含着时代政治的烙印。头三篇是：讲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《伟大的友谊》打头，朱德和周恩来的“革命友谊”相接，随之一首毛主席的长征诗，布局颇具时政平衡。
1981年
此册《春天来了》打头，三十六篇课文不再说些儿童弄不明白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思想。慢慢复苏的是人生的道理、生活的趣味、自然的写照。这些课文与1940年以《春风》打头的课本有相似之处，却是截然不同的时代和生态。冰融了，泥软了，芽绿了，春天光着脚丫跑过天南海北，落户在这一册里，那是自然季节和社会心态的殊途同归。
1987年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文化思潮风起云涌，小学课本也在标新立异。语文新增了“说话”试用本，以图画和儿歌为主要内容，培养学生看图叙述、发现细节的能力。第一课是《翻开心爱的课本》，关键词是知识、花园、蜜蜂、接班人，以及新词“四化建设”。全彩印的画面，多课为有韵的歌谣，能感觉到为贴近儿童的努力，但终究缺乏当年张元济、丰子恺等大家的气韵神髓。
1995年
20世纪90年代，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全国，邓小平“南巡”后“东方风来满眼春”，半掩的国门卸下了政治的顶门杠，被经济推开。消失已久的民间、社会办学传统，也在艰难地恢复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，曾经以水墨动画片感染了几代人，复现于新一代的第四册第一课里。“蛙声十里出山泉”，可能小蝌蚪听不见，齐白石听不见，孩子们也大多听不见了。
2002年
数以亿计的手机、电脑、农民工，让中国的第一多起来。制造业第一的后面，是留守乡村的孩子和随父母漂泊城镇的孩子数量皆为世界第一。孩子们像羊一样地四散和迷途，城乡之间能摆多少课桌、课桌之上又有几多课本？
每一辈人都有自身的命运。轮回一圈，新一辈又开始《找春天》。这一册2002年第一版，2008年第六次印刷，现在2010年还在用。国文百年第四册第一课个人解读就此打住。长空雁过天有字，是谁伫立读出秋。
所谓命运，长江得看它的水质，教育得看它的课本。这些泛黄的线装课本大多已七旬至百多岁，课本主人也多已过世，书却仍存体温。纵使版本更迭，但是经典代代相传。那些被上世纪早年的学童们摸过的老课本，体温不散，因为一个个汉字凝聚的魂魄。它们就这样静默在时光的幕后，等待后世发现。
转自：南书房